1936年11月，在甘肃与宁夏交界的山路上，周恩来与贺龙就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指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。会宁会师的成功为红军的力量重新整合提供了机会，但随之而来的新的挑战也浮出水面：如何实现各支队伍之间的统一行动，谁将负责前线的指挥？会师并不是工作的结束。红一、红二、红四方面军经过漫长的战斗和转战，兵力、装备以及指挥干部的构成差异明显，尤其是红四方面军与中央之间曾有过不同的战略看法，内部也难免会有疑虑。此时，国民党军在西北的压力持续增大，红军不能再继续各自为阵。

在选择前方指挥官的过程中，彭德怀成为了候选人之一。这个决定不仅基于他的资历和战斗经验，更是因为当下的实际需求。彭德怀长期在中央的指挥下作战，对陕甘地区的敌情、地形和后勤条件非常熟悉，其果断的指挥风格令人信服。同时，他能够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决策，这也是在险恶形势下非常重要的能力。彭德怀在面临敌人进攻时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，他的部队在多次作战中屡次承担艰巨任务。在那时，红军的前线总指挥不仅需要军事才能，更要有能力将不同背景的部队凝聚成一个整体。

此外，贺龙在这个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。经历了湘鄂西、湘黔、川滇黔和长征的他在红二方面军中拥有非常高的威望，作为早期参与南昌起义的重要军事领导人，他的指挥经验和革命资历使他绝对具备进入指挥层的资格。因此，在中央选人时，不能仅仅依靠一纸命令，而要充分考虑各支队伍的心理状态。如果任命一经过反响可能导致疑虑，那统一指挥的目标就难以实现。

周恩来随后深入红二方面军，不仅是慰问部队，更是为了摸清内部的意见并维持良好的关系。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部队疲惫不堪，后勤补给困难，干部和战士们对未来的行动充满了关切。当谈及前线指挥安排时，周恩来向贺龙阐明了中央的考虑。贺龙直截了当地表示：“服从中央，服从彭老总。”这一简短的话语，却蕴含着深刻的意义。这并非简单的谦虚，而是表明他完全承认中央的决定，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。红二方面军的配合将为其他部队消除了顾虑。

周恩来最担忧的并非贺龙个人争权的问题，基于他的性格和经历，这种担心并没有必要。他真正想确认的是，指挥权的调整是否会导致部队间的隔阂，以及是否会把历史上的分歧带入新的战斗安排。贺龙的态度给了他一个明确的答案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贺龙的“服从”并不意味着放弃独立判断。在军事指挥中，遵从组织决定与提出作战建议并不矛盾。红军需要的是能够在中央框架下做出独立判断的指挥官，而彭德怀正是具备这样能力的重要人选。他们都不是喜欢华丽辞藻的人，但在关键时刻，能否接受统一领导是决定合作是否持续的关键。

会师之后，中央针对西北红军的组织和作战部署作出了一系列调整，前线指挥逐步明确。彭德怀承担了主要的指挥责任，贺龙和徐向前等指挥官则在统一的部署下分担各自的任务。之前各自为营的部队开始按照同一作战意图行动，虽然士兵未必能完全从文件中理解，但在行军、供给和命令的传递中感受到协调的变化。

1936年12月，山城堡战役打响，红军在面对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和东北军的攻势时，集中优势兵力，采用诱敌深入、分割围歼的战术，取得了显著胜利。这一战役的成功有多方面原因，但会师后形成的统一指挥无疑为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。值得清楚的是，贺龙的表态并非一次公开的权力交接，红军的指挥体系经过多次调整，相关职务也要结合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规定来解读。简单看作两人争夺总指挥之位，容易将复杂的组织安排过于戏剧化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贺龙在关键时刻展现出的组织意识。个人资历和部队威望固然重要，但维持革命军队的团结不能仅靠个人魅力，更不能让不同支队形成独立现象。周恩来听闻贺龙这一表态后，心里的重担显然减轻了许多。对中央而言，统一指挥最棘手的既不是人选问题，而是各部队能否真正执行统一命令。贺龙用简洁明了的话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也向红二方面军传达了清晰的信息：会师之后，红军要成为一支真正的军队，而不再是一群临时联合的部队。